与劳动关系相比，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范约束。作为普通民事关系，劳务关系强调合同自由和平等协商，属于非正式的灵活用工形式，适合短期、临时性或非核心业务的用工需求，主要应用于家政行业、退休再就业、维修搬运等业务领域，亦有一些行业为降低人力成本采用劳务关系，如建筑行业、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在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获得的劳动保障较弱，其因劳务受到损害的，应由谁对其进行赔偿，如何分担过错责任？
护工在养老院滑倒受伤，养老中心承担90%赔偿责任
某养老中心与牛大姐签订劳务协议，约定牛大姐在该养老中心的医护部担任护士。2021年7月16日，牛大姐在工作过程中，因上一个护理师刚给同屋其他老人洗完澡，没有及时清理卫生间地面积水，牛大姐进入卫生间时不慎仰面滑倒受伤。经送医治疗，诊断为左腕骨挫伤、胸椎12椎骨骨折。牛大姐诉至法院，要求养老中心赔付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共计23万余元。诉讼中经法院组织鉴定，牛大姐因本案事故遭受的人身伤害构成十级伤残。
养老中心辩称，牛大姐摔伤后，养老中心人员积极救治，并垫付了部分医疗费。认可牛大姐是在劳务协议履行期间摔伤的，但是其此前在本中心工作的两年期间都没有摔倒过，本次摔伤其自身应负有一定责任，其在劳务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义务，应当承担相应损失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牛大姐是否有过错，该过错是否足以影响责任比例认定。结合当事人陈述、其他在案材料，法院认为牛大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未注意到地面湿滑进而滑倒受伤，其在进入卫生间这一特定场所时，应当对其个人安全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故对其受伤的损害后果，其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比例，法院综合认定牛大姐的责任比例为10%，养老中心的比例为90%。
最终，法院根据双方过错比例以及《民法典》第1192条，判决养老中心赔付牛大姐各项损失共计19万余元。养老中心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在劳务关系中，接受劳务一方对提供劳务一方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养老机构应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设施设备。基于养老机构中老年人较多的特殊性，经营者更应加强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和安全性。劳动者对己方安全亦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在工作交接与配合时应核对工作内容、熟悉工作环境，注意环境的安全性，及时消除不安全因素。本案中因其他护工给老人洗澡，养老中心未及时安排工作人员清理地面，导致地面有水湿滑，进而使得工作人员牛大姐受伤，养老中心存在疏于管理的较大过错责任，牛大姐本人在进入卫生间这一特定领域时未注意工作环境的现状，对其自身受伤亦负有一定责任，法院据此酌定双方的责任比例为九比一。
拆除工从楼梯坠落足跟摔伤，接受劳务者承担70%赔偿责任
老周经老乡介绍，在某单位办公楼的装修工程中从事拆除工作，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某日，老周在拆除吊顶时使用简易楼梯，未佩戴任何安全设备，从楼梯上坠落导致足跟受伤。受伤后陈东将其送医，诊断为足跟粉碎性骨折，陈东仅垫付包扎费用后拒绝支付后续治疗费用，老周自行放弃手术。截止受伤时，老周未收到任何劳务费。老周将陈东及陈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抚慰金、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共计32万余元。经法院组织鉴定，老周因本次事故导致的足跟伤害构成十级伤残。
诉讼过程中，法院经询问核实案涉工程发包方、总承包方、劳务分包方，并依职权追加上述单位作为被告以查明案涉劳务关系。陈东辩称，其与老周无任何法律关系，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其他被告单位亦否认与老周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表示不认识老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证据显示，老周所施工的工地由陈东管理，在案涉事故发生后，陈东负责处理与周某受伤的相关事宜。现无法认定周某与某各被告公司之间的关联性，相关证据已可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显示老周受陈东安排进行拆除工作，属个人雇佣的法律关系，老周主张其受陈东雇佣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在无相反证据下，法院认定老周与陈东构成劳务合同关系。老周受伤系发生在其提供劳务期间，其不持有相关作业资质，作业时并未对梯子进行固定，未佩戴任何安全装备，其自身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具有过错；陈东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未向老周提供任何安全设备，亦未对重要的作业工具梯子予以固定，事先未对老周进行安全培训，对老周的损失亦存在过错。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及原因力大小认定周某承担30%责任，陈东承担70%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陈东向老周赔付各项损失共计10万余元。陈东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建筑行业属于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业，在诸如高空作业、接触有毒物质等具有危险性的工作中，劳务关系双方对于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均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接受劳务一方，应在工作前向提供劳务一方说明工作的危险来源，提供预防危险的安全设施设备、进行安全培训；而提供劳务一方，结合生活经验，对工作内容的危险性亦具有一定可预见性，对自身安全亦负有注意义务。本案中，陈东作为高空拆除工作的雇佣方，未对老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负有70%的责任，但是老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具有危险性的工作，未对己方安全尽到注意义务，亦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法院酌定为30%。
外卖骑手配送时意外摔伤构成职业伤害，雇佣公司承担50%赔付责任
夏涛在某外卖平台注册为配送员，注册时与平台公司签订《众包平台服务协议》，约定平台公司为夏涛提供与客户之间的互通信息服务，平台公司为夏涛投保了骑手保障组合产品保险。另，根据平台要求，夏涛与技术公司签署《网约配送员协议》，约定由技术公司对夏涛发放工资并对其进行管理。2022年9月，夏涛在配送路途中发生意外摔伤，送医后诊断为头外伤、胸部闭合性外伤、颌面部外伤、胸椎骨折，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经平台向有关人力部门申请，夏涛构成职业伤害。夏涛将技术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付其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 营养费、鉴定费共计40万余元。
技术公司辩称，认可夏涛由其雇佣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平台公司是某外卖平台的运营主体，技术公司与平台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技术公司承包了该平台所有骑手的配送业务，包括骑手的劳务管理和费用结算等，案涉事故发生在双方合作期间。
经法院核实，北京市人社局针对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给予政策保障，这类人员在劳动期间受伤，平台企业可申请职业伤害。夏涛经平台公司申报被确认为职业伤害，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医疗费7万余元。夏涛系自己摔伤，无第三人因素，自己对摔伤负有一定责任，故经法院组织调解，双方一致同意技术公司向夏涛赔付20万元。
法官说法
当前新就业形态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如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关系灵活、工作方式弹性、创业机会互联等特点，但是平台为了减轻用工成本，多采用外包形式将劳务部分外包给人力公司，且一般不签署劳动合同，提供劳务一方面临着收入不稳定、工作强度大、劳动保障不到位等诸多风险。为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障，在国家政策号召下，国务院出台《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各地出台相应劳动保障制度，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休假时间、工伤认定、劳动争议等方面的权益，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受害人经认定为职业伤害，可获得的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伤残或死亡待遇。本案中，夏涛即经平台向人社局申请，认定为职业伤害。
当前外卖骑手被喻为“活在城市里的候鸟”和“困在系统里的人”，为达到平台用时要求、获得更多经济报酬，骑手有时罔顾交通规则，在道路上见缝插针地穿梭，对道路交通造成巨大安全隐患，每日引发诸多交通事故。平台企业和劳务公司均应当尽可能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劳动安全保障、安全风险提示和教育培训；骑手对自身安全亦负有注意义务，因其自身故意违反交通规则或者因自身疏忽而受伤的，应就己方过错承担责任。
法官提示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是两种常见的用工形式，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法律性质、权利义务和适用规则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劳务关系是指劳务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劳务活动，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
《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其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均系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情形，无第三人参与因素，过错责任仅在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之间予以分配。具体来说，提供劳务一方和接受劳务一方，对于接受劳务一方的人身财产安全均具有合理的注意义务。作为接受务一方，应提供基础的安全保护措施，包括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与工具，进行必要的安全风险提示和培训，对提供劳务一方进行选任和监督等；而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亦应适当注意工作环境，在从事具有危险性的工作时应接受安全培训，配备相应作业资质，提前准备安全设施装备，遵守作业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当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劳务双方对于己方已尽到的注意义务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在进行责任比例划分时，应根据各方的举证情况，结合双方的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双方过错。
《民法典》第1192条系针对个人劳务损害责任的规定，然而当前普遍出现公司企业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情形，此种情形无法律的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大多参照适用第1192条的规定解决此类问题，即在公司企业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时，个人因劳务受伤的，双方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劳务关系的非正式性，往往双方在缔结劳务关系时未签订书面协议，而是进行简单的口头约定，导致双方容易因报酬支付、工作标准、休息休假等方面发生纠纷。接受劳务一方诉至法院后，对劳务关系的存在以及双方约定的具体内容负有较大举证责任，若其无法尽到举证，将为法院的事实查明工作造成较大困难。故法院建议在缔结劳务关系时，双方应加强法律风险意识和证据保留意识，通过书面协议及时确立约定内容，明确劳务关系主体，留存工作沟通记录、劳动成果交接记录和资金支付记录，为后续可能存在的纠纷做好准备。
（文中均系化名）
（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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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淀区人民法院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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